近日在一周刊上看到学校违规收费的最新例子，原文如下------------

新学期刚开学，女儿拿回好几张收费公示单，除了义务教育“一费制”规定的那几种之外，还有课后管理费、课后兴趣班费等，不同的是这几种费用之后，都注明“可自愿缴纳”。
   
既然是自愿，我想那就不缴了，可孩子下午2点放学，我5点下班，根本没时间接她，如果不缴这几项费用，从2点到5点这段时间孩子就根本无处可去，无人管理。花钱买平安，我只得“自愿”地报了两个兴趣班。
   
第二天，女儿放学后带回一张单子，上书：本着自愿原则，给孩子投保意外伤害险。女儿说：老师极力推荐这个保险，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缴钱了，自己不缴，怕老师不高兴。为了女儿，我只得又“自愿”了一回。
   
过了几天，学校又让家长给孩子订一套校服，当然又是“自愿”，女儿说：要是同学们都穿了新校服，就我一人穿旧的，多不好意思呀。想想也是，又“自愿”了一把。
   
就这样，“自愿”缴了许多费用，据说今后还有饮水费、外出参观、看演出等费用在等着我呢。
   

小学义务教育“一费制”已实行多年了，原以为能省些钱，现在看来还是幻想。学校额外收取的这些费用，表面上一再强调“自愿原则”,实际上则利用学生向家长施压，由于家长和学校地位的不对等，很少有家长敢说“不”。这一“自愿”，学校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坐收“乱收费”之利，家长学生则有苦说不出。这也许就是教育违规收费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原因。

教育乱收费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趋严峻，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政府对治理教育乱收费采取了各种措施，坚持不懈十多年，然而，成效并不令人十分满意。教育部长周济说过，教育乱收费产生的原因有三个，一是财政投放严重不足，一些学校负责人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甚至还要扩大规模，想尽办法创收，乃至违规收费；二是合理收费与乱收费的界线不明确；三是教育界内部的腐败。这是坦率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种种教育乱收费背后往往都有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影子。在教育资源大多由政府部门控制的情况下，地方主管部门和学校结成利益共同体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因此，要釜底抽薪整治教育乱收费，仅仅靠教育部三令五申和发改委曝光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教育部门必须回归行业监管者的政府本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下决心打破主管部门和学校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恐怕又是遥远的事了。。。。。

如果我们的法律公正严明，假如社会的道德高尚。程序的问题，毋容置疑地可以忽略。

在事实正好相反的情况之下，程序的公正就变得尤为重要。没有遵守程序的普遍价值观，这个社会容易成为滋生特权的土壤。那么在权力被滥用却远未能遏止的今天，要求程序的公正应是对权力阶层的最低要求。

如果罔顾制度改变人生的事实，那么中国就永远在废立之间兜转。宪政之路，终是黄梁一梦而己。

举凡爱国之言，利于国，利于官，独不利于民。盖立国者，得自一将功成万骨枯，若无口舌莲花之能，激起民族认同，恐民不甘驱使。而为官者，或可不执善政，更养鹦鹉若干，一句爱国与否，挟以国家机器，则江山和谐。然民口难开，言则犯禁，其上更备大帽若干，稍有闪失，则斥之为叛国乱邦，直欲除籍而后快。如此，岂有天下不和谐之理。

在当下的国内论坛，很多普通或不普通的网民大谈特谈爱国又或不爱国。但他们很少能够说清他们所谓的爱国究竟是怎样的爱国，是人天然就对国家怀有的感情？还是表达对国家政府的一种臣服？抑或是对执政为民政府的回报？我很奇怪的是，宣称爱国者通常又是一个语言暴徒。他们自认为是真理的化身，容不得旁人不爱国，对批评国家的声音更是痛加贬斥。然而当他们自身权利受到挑战之时，却常常又是最懦弱的一群。因为披在他们身上的伪装，正是置其于死地的最致命武器。

爱国的核心之一就是批评，爱之深而责愈切。爱国并不是盲目地爱它的全部，国家对人民的好是理所当然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恩赐，人民不需要对它表示感谢。相反人民对国家有权表达不满，包括采取各式的批评。国家只有善意回应人民的批评，才有可能得到拥护，否则人民有权利说不。我爱国吗？谁又能不爱国？难道我的祖坟不是在这方土地？难道我的家不是在这个国家里？爱国如爱家，但我一定会要求国先爱我家，否则我会提出抗议。但请明白，这也是我爱国的一种方式。因为爱它，所以直言无忌，是希望它能让我家生活得更好。

所有爱国者，我将它分为真心爱国和概念爱国两类。真爱国者，和国家并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作为国家公民与委任国家管理者的关系，你做得好，我们支持。你有错，我们绝对有权提出严厉的批评。你得进步，以符合全体国民的利益。伪爱国者，也就是概念爱国者，和国家是臣民关系，以国家意志取代自身的思想。可能以他们看来，在网络上呼喊爱国是举手可为毫无成本之事。故经常不分青红皂白，肆意地乱扣不爱国的大帽。此等动辄给人扣帽的爱国者，仅可视之为语言暴徒。

爱国当然是有前提的，国家的主体是人民，你只有施行善政，广开言路，为民谋福址，才能得到拥护。天下少有免费，无条件的感情。要说有，也只存在于父母兄弟的家庭里面。针对国家的感情，前提就是它给了我们什么，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实上概念爱国者们挖掘出来宣扬的国家感情，都不是建立在国民利益之上。而是出自于他们自身人性的缺陷，出于中国中心论，中华文化优越论，民族感情至上论等。这种强烈的带有天朝上国的自虐倾向，严重时会大大耽误我们对于现代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避免这己经被证明过的惨痛教训？

至于那些身上汇聚了天朝上国的所有劣根，并屡屡在论坛宣称己保留证据并举报的所谓爱国者。我仅可称之为概念爱国的语言暴徒，行为懦夫。。。

起初知道余秋雨先生，是从文化苦旅开始的。天马行空的文笔，深厚的文化积蕴，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是为之叹服。遂持续关注他所写文章，虽其后与人争斗不断，不乏陈年往事次第提起，末能自圆其说的雄辨令人怀疑其自身之道德操守，且依状名声咄咄逼人的气势亦不为人信服。及至欧州游记的出版，在缺乏对欧州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之下，相对于其中国文化修养深厚的文化苦旅，充斥牵强附会的朕想。身为严谨作家，在末能对所描述城市作深入了解，仅凭几个名字就枉作内涵解读末免狂妄。我虽仍然佩服其妙笔生花的文字，但对其为人或为文的态度从此失望。

近日然忽见其一新妙论，谈及地震灾民。原文如下----------------------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余秋雨。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 是天灾，更是人祸；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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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惊诧莫名，知其不堪，然不知其不堪如斯。人生来皆有自由言行，宪法里也有列明，不论它能实现与否，但绝不应漠视或打击它的存在。作为知名学者，公然挑战宪法给予的权利。自己放弃也罢，竟然也要求旁人一同放弃。其更加令人不齿的理由是灾民行为要严防他人利用，真乃一白痴也。

天下之大，你又能防些什么呢？社会是在学习和竞争中进步，有不足之处，理应欢迎他人善意或恶意的指出，然后在探讨中改进。古语有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何来利用之说！人的思绪无限，行动是直接的产物。你于安枕无忧的家中含泪劝告，是要籍此让痛失亲人且饥不饱腹的灾民放弃正当的争取权利吗？当你于各种评委席上高谈阔论之时，百姓含泪劝告你要注意影响了吗？当你忙于走穴数钱之时，百姓含泪劝告你要注意影响了吗？你在感叹山水间的鬼斧神工之时，难道就不曾对埋于废墟之下的孩子们心怀怜悯？

余秋雨先生，你要灾民相信政府，你要他们继续杰出，你要他们保持和谐，你要他们识大体、明大理。。。。但是我想请问余秋雨先生：你有亲人在地震中死去吗？你在百忙之中去过灾区吗？你为你口中的动人的气氛又做了什么？是不是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什么是除非有特殊原因？

余秋雨先生，信口雌黄是你本色吗？请收敛你的伪善吧，不要再踏在孩子的尸体上含泪劝告。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不会安宁的。

南方新闻报系再次成为争议的主角，事情缘起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因为不同的视角，不一样的解读，被指责为破坏和谐的抗灾局面，甚至被质问居心何在。

现代中国还是只允许一种声音吗？想起邓公南巡之时，质疑和反对改革的声音何等强烈，然邓公亦未曾禁止争论，只是说在争议中改革，于改革中争议。才有今天以人为本的救灾，否则汶川也只能是又一个唐山。

灾难是不可战胜的，人定胜天的笑话只存在于一种声音的年代。在信息渠道多元化的今天，负有文明社会监察之责的新闻媒体，更应该忠实记录，深刻反省。在这场毁灭性的天灾之中，在主流媒体把镜头频频对准中高层领导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赞美这些把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的记者。因为有了真实的声音，我们才能对灾难感同身受。因为有了真实的需求，我们才能对灾区人民施予有效的援手。在灾难的救治过程，真实理应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新闻从业人员良知的选择。至于讴歌式的救灾模式，套用总理的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看着办！那么又有什么可讴歌的呢？

再回到篇头所说的破坏和谐的救灾局面，我想问问，救灾能够和谐吗？灾难本身就破坏了和谐，难道要把受灾民众的实际困难也一并和谐？一种声音表现出来的场面当然和谐，但难以想像万众一心的和谐会有什么后果。在灾难面前，人们都会有各自的表达。但表现在主流媒体上，千言万语也只是汇成领导人的和谐讲话稿。难道就再听不到不一样的话？像人那样说话，说给人听的话？所以我们需要真实的新闻，肯把话筒交给人民的媒体才为健康社会所需要和敬重。

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谨以此寄语南方新闻报系。。。

小姑娘说：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致以敬意。。。。

主持人说：我代表全国的观众，致以敬意。。。。

张国立说：我代表所有的灾民，致以敬意。。。。。

村长说：我代表全村。。。。

县长说：我代表全县。。。。

甚至有某某说：我代表全国人民。。。

诸如此类，很多很多的例子。。。。。。。。

一个建设法治讲究和谐的社会，我怎么就在不知情的形势下时时刻刻被代表呢？我没有选举，我不知情，也并没有授权，就让人强暴了我的公民权利。。。。。。

（在央视赈灾晚会上，一个主持人对周华健说：请代表台湾人民说几句话！周华健马上不无惶恐地回答：我绝对不可能代表台湾人民，我只可以代表我自己。。。。。）

当遍布尸骸的学校呈现

我低下我的头颅

透过粉碎的楼板

我听见了地狱深处的童歌

对于他们的质问

我满杯惊恐

在所既知的复杂的世界里

生和死只取决几条钢筋的存在

大地表明了它们的愤怒

天府的官吏己充满惊惶

你看到的是权力的笑容

我看到的却是母亲的眼泪

震后之初，公安部行文通知，凡造谣者，一律严肃处理。如此郑重其事的张榜，应是有起因的。那么是谁在造谣呢？造的又是什么谣呢？是如何查实为造谣呢？死了那么多人，每一异常情况都会引起小道消息盛行，又怎样区分真相或谣言？若是事先警告，岂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不是有悖于建设有表达自由的法制之国？其中实有需深究的地方。

据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先生刊于南方周末的文章说，据称早在5月3日晚上就有群众致电四川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查询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可是当局视为谣传，于是开始了“辟谣工作”，并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网页上发布在有关当局的“主动解释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绪”的消息。这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不知算不算谣言？因为由此引发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甚或关系到死去的数万人性命。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假设：一。是谣言，那么政府在辟谣之前是否进行查证，若查证为谣言又为何如此准确地发生地震。二。有预兆，若查证为有事实根据，那么政府为什么要继续辟谣的工作？甚至在主动解释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绪？由此可见，对待谣言的态度，实是可救人或杀人于数万之众。

再来看看现在的高危水库问题，所有水电专家皆语焉不详。在权威缺席的地方，肯定是谣言当道。那么是不是又要将谣言一网打尽？难道查证谣言就这样困难？稳定和和谐应建立在人民对自己的生存知情权之上。不知情，才会有误解。作为水电专家，有责任有义务为民解惑，此方为消灭谣言之唯一办法。

很多时候，少数人发出的不同声音，往往不见得正确，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不合常理。但是当合常理之时，灾难已经发生。假如有可能做更多的查证，可以肯定的是，悲剧发生的机会就减少了。难道人民就没有权利问问专业部门，有没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减轻灾难的发生，有没有可能让以后这种悲剧不再发生？而这些可能性，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质疑、反思的谣言而存在。

谣言是信息封闭下的产物，没有表达自由的土壤，才会产生谣言。在灾难面前，真相往往就隐藏在谣言的背后，这应为我们所谨记和警惕。

在南方周末刊登的性工作者调查一文中，通篇以小姐代喻妓女。作为一份以严肃自居的大报，此种滥用词汇之手法，实在令人为之侧目，且极具误导之嫌。

小姐一词，在中国古代也算个高雅的词儿，也是身份地位的标识与象征。唐宋元明清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能被人称作小姐的，只有官宦、富翁、地主、老财家的千金，才能称作小姐。而被称作小姐的，身边往往有丫鬟佣人服侍左右，小姐是主子，丫鬟是奴仆，主与仆的地位与身份，两者是相当泾渭分明，有着天壤之别的。

如此这般地滥用，也许在不久以后，“小姐”会是妓女的专用词。而“编辑”，则将成为妓男的代名词。。。。。。

在这一刻

莫要对大地的颤栗表示出过多的悲愤

在这一刻

任何艰难都无法阻挡坚定的脚步

哪里有呼唤

那里就是冲锋的方向

在这一刻

让我们搁置争议和分岐

只为亲人的生命

在这一刻

让我们凝止欢欣和骄傲

只为亲人的鲜血

祈祷吧

天佑中华

我们其实都希望开放的中国，随着经济的逐渐强大，政治的初步改革，会对国内的言论自由表现出越来越友善的态度。

可是我看不到有什么改变，境外电视新闻可以随心所欲的截屏，报纸是绝对的和谐，论坛有两卡通警察在游荡，博客需要审核甚至可以关闭。

国际社会公认，“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一公约可以作为国际准则指导立法和司法。

申明“表达自由”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言论自由可能被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剥夺，或者名义上也宣称言论自由，但实质上以种种限制而使相应的法律条款形同虚设或者削减公民权利。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文字游戏我已经很厌倦，只是太无聊，为红旗再着色描红一点。。。。。。。。

从去年最高法院受理聂家申诉始起至今，聂案审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是这个社会己经淡忘了一个无辜生命的死亡？抑或是大众己对司法公正感到绝望和麻木？有关各方的刻意拖延，正一点点地噬吞着公众对司法纠错机制的信任资源。

在聂案中，法律程序的趋利性滥用是明目张胆的。最可笑的是当年判决死刑的司法机关今天却承担了纠错的职能，他们能不计后果地否定自己吗？是不是我们的法官素质己经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法律程序的公正就成了人民赖于辩冤白谤的最后希望。只有在程序正义下的公开审理，才能重新树立公众的司法信心，才能抚慰那些蒙冤受屈的案件当事人。唯其如此，法律，才会成为清明世界的保护神。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英雄的定义实在是非常长官意志化的。许多职务内的死亡，因为符合某一利益的需要，而大树特树为英雄。而对于其它非体制内的以生命改写公民社会进程的死亡，荣誊只存在人民心中，官方的期许是非常吝惜的。在我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虽然他们不能目睹社会的改变，但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受益于更公正的法律保障。孙*志*刚.佘*祥*林.杜*培*武.崔*英*杰.聂*树*斌，一长串的名字，带来一次次社会的深刻反省。对于用生命换来的社会进步，实在是值得我们致敬的。

我希望，代表最高权威的最高法院能够尽快的公开审理并给出一个说法。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国家里面，除了贪赃枉法，还有公平和正义，制度与良心。

最近国内有很多人因为爱国和抵制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甚而互相漫骂。对那些浅于表面的表达方式，我很不以为然。“汉唐盛世，八方朝拜。龙行天下，唯我独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犯我大汉，即为逆贼”，这是国人长久以来，给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人类生态中的精神定位，也是一种忘形的历史眷恋。但可悲的是，当这个过程演化成一出汉奸大帽横飞、叛徒遍地皆是的荒唐闹剧时，就早已经偏离了我们所鼓吹的奥运本身的主题和精髓。不论是支持者也好，反对者也罢，皆是努力在将奥运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要说其各自表现，也就彼此半斤八两而已。到目前为止看本次活动，不论如何溢美掩盖和争辩，其结局已经牢牢地写在了奥运的历史中，已经彻底丧失了奥运精神。这不得不说是某种意识形态在世界主流文明的历史中的一次丢人现眼，也是给所有极端民族主义者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大家都应该明白，民族主义就有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能在国家有事之时，唤起人民的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为民族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却又会成为了某些人乐于利用的手段，利用它打压内部异见，实行话语权的霸占。在国际上，中国早已抛弃了“把红旗插遍全球”的“输出革命”的狂热，而将“和平发展”确立为国家目标，以改革开放、加入WTO，融入全球化，在改善现行国际秩序中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内，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将建设“和谐社会”奉为鹄的，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由管治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浅薄的爱国言论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了。

爱国主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空泛的词，是一个谁都可以拿在手中，然后对别人大声宣布：“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话语罢了。这世界有很多的主义，惟独爱国主义是放天下而皆准的。我一直没能弄明白我们的爱国主义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我这人太才疏学浅。但我想如果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无所不包，那么这个爱国也就是是非不分罢了。如果爱国仅仅是热爱本国的人们，出于对更美好前景的向往，从而对我们当政的官员实施严格的监督，那么我承认这种爱国才是我想要的。有一个西方思想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甚至于一切只要冠以爱国的头衔，堂而皇之的言行都会开始火爆，并受到大家的追捧。就如同阿Q把辫子盘起来，插根筷子就高喊革命一样。而且，如果不爱国，那就是汉奸，就是洋奴，就是走狗，就要鄙视，就要打倒。不幸的是，认同此种行为的群众基础却异常广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爱国的真实性了。

现在喊声最嘹亮的，很显然是这样的一种，爱国主义就是不由分说，是凡本国的一切东西都要积极拥护，而非拥护本国的一切事物都要横眉竖眼。这样的爱国主义，很可能就是最不爱国，却常拿爱国作幌子招摇过市的混帐。至于是否真的“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抛开以爱国作秀之徒不论，即从最善意的角度理解之，那也不过是愤青们的主观愿望而已！爱国，必须是思想和行动一致的。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正因如此，我们很难将“爱国青年们”号召“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的简单思维定性为爱国行为，稍微清醒的人都意识到，这不过是“爱国青年们”为了获得某种猥琐的快感和满足而意淫一下罢了。

不分青红皂白的愿望竟能在国内甚至国外大行其道？竟是能将国民分门别类的道德标准？其实，我倒想问问，他们自身的民族尊严观是什么？他们明白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经得起实践考究么？ 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通病吗？经常拿爱国主义来标榜自己的青年，在国难当头，极有可能就是个人利益至上之辈。所以，如果我们平时遇到一些人滔滔不绝的在那胡侃爱国，看到们情绪激昂的表演他们的爱国之举，千万别要当真，那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们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悲哀。

无可置疑的是，近代的意识形态相争确实让中西方人民在普世价值观上存有很大的分歧，而现在我国经济上的强大崛起又让双方都猜忌不已，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必须明确的是，我们记住昨天的仇恨，目的是为了避免昨天的悲剧重演，而决不是为了煽动新的仇恨。一个敢于正视自己缺点与不足的民族，才是有希望、有前途的民族。当我们排外的情绪一浪高过一浪，我们非但不警醒，还洋洋自得，称这是中国人不崇洋媚外的高贵精神。把这样一种可耻的精神转化为正当的情感，这才是让一个国家堕入不文明的祸殃。
 
理性的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是泾渭分明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各种利益的摩擦与冲突几乎是这一时代的常态。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摩擦与冲突，我们要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和理性的行为能力，不浮躁、不盲从。爱国主义不应成为以堂皇的国家利益为借口的丑陋行为的遮羞布，民族主义也不是一众愤怒青年的避难所。狭隘的民族主义直接代表了仇恨和封闭，会导致社会在前进方向上失去正确的判断，这是我们所应该谨记的。

1993 年9月23日的晚上，中国申办奥运会失败。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何振梁总结那次失败时说：“第一，申办奥运会绝不仅仅是体育的事情，而是一场严峻的国际政治斗争。北京申办奥运，实际上已成为新的形势下东西方的一次直接较量。第二，两票之差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但社会主义中国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在这次较量中，基本上是势均力敌。表决的结果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第三，申办奥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团结教育人民的过程。特别是教育了我们的青年一代，使他们看清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嘴脸。许多海外华侨华裔也对西方某些国家的行为感到愤慨，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第四，事实告诉我们，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综合国力还有待于加强，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上，我们目前还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振奋精神，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有我们真正强大起来，才可能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的。”

中国现在强烈表达的是反对把奥林匹克运动会政治化，但是也有些人会说，这么重大的一个国际事件不可能完全排除政治化，而且中国本身一直也在把奥运会政治化，特别是强调火炬传递的意义所在。因为它试图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加强爱国主义，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至少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中国经济政治空前强大的背景，北京是否能够顺利地申请到奥运会的主办权？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大小报道中，中国的政治人物也没少出场，而在他们讲述申奥的艰辛历程的时候，也都讲了很多政治因素的东西。而在总结上一次北京申奥失败的时候，更多的责任也都推给了政治因素。正如西方媒体所言，北京奥运是一个大的舞台。不过，在这个大舞台上表演的，不只是今日之中国，还应该有那些所谓的人权活动分子。我们的自信，可以让西方某些媒体清楚，中国不会被压垮，北京奥运也不会被压倒。如果中国的发展注定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误解、嘲讽和谩骂的考验，那么就用文明的普世价值来证明一切。展示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不仅需要在赢得主办权时能接受世界的祝贺和赞扬，更要在世界不理解甚至指责中国时，表现出自信和宽容。如果我们只会消极地谴责外界的批评，屏蔽不同的声音，这样也许一时保住了的面子，但失去的是世界的尊重。我们希望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展现的是，一个成熟自信、坦然面对世界的中国。

转：争取自由和人权是最大的爱国

美国著名女权活动家Anthony在1961年独立日的演讲中说：爱国主义这个词是用来表达对公益事业的热爱，表达对多数人利益的兴趣胜于对少数人利益的兴趣，表达人类要从宗教和政府的专制奴役下得到解放的渴望。同样地，爱国者这个词是用来表达热爱人类自由和人类改善的人，而不是表示一个仅热爱他生活的国家，或者他所属的那个族群的人。美国人应当知道他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应当感到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而是因为这是人类自由的保障，是人类改善的好景象。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制度而自豪，是因为他们是以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他们应当撇开奢华，他们的财富在于勤奋；他们应当撇开无益的炫耀，他们的力量在于知识；他们应当撇开野心勃勃出人头地的想法，他们的原则应当是平等。让我们作为成年人，而不是孩子；作为人类，而不是作为美国人来庆祝这个日子。

    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是随着17世纪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由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经济基础的民族组成的。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个人自由与人权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随着工商业阶层的海外扩张，国别冲突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常态。于是，启蒙思想家的个人自由与人权思想，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就成为了近代民族国家强调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思想基础。作为国际法的平等主体，所有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在不侵害他国权利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国际行动的自由。爱国主义成为民族国家的对内粘合剂和对外软皮鞭。

        国家对外争取维护本民族的最大利益，对内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广泛的平等的自由。罗尔斯的《正义论〉对国家的后一种职能有详细的论证。而国家的前一种职能正是为后一种职能服务的。从这种意义上讲，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热爱一个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的权力实体，并将该实体上升为抽象的超验体。通俗一点说，爱国就是热爱自己的利益，就是热爱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实体。而如果国家成为个人利益的狩猎者，那么，公民会立即拿起武器，与之战斗。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二战中纳粹德国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煽动狂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越来越弱化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名词。

然而，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却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不管是红色军团在奥运会上掀起的夺金狂潮，还是载人航天器的发射；不管是把日本树立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大肆宣扬某些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小小的风波都能掀起一波爱国的狂潮。爱国主义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

       这让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就是这个民族，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的北京，每家每户都准备着九种国旗，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可以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就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难怪我越看越眼花。

       记忆中的中国，民族主义惊人的早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豺狼。“，到秦汉时期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从唐宋的‘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到明清的‘吾头可断，吾发不可除‘。一方面是因为汉族长期以来面临来自北方草原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和儒家‘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的观念有关。所以，岳飞在岳王庙里大吃冷猪肉，而秦桧夫妇跪在西湖边吃唾液。

       偶尔翻看宋史，才发现，在风波亭冤狱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时才平反，以后，随着官方对岳飞将军的评价越来越高，岳飞也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的图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远如岳飞，近如袁崇焕，袁崇焕在被凌迟处死时，北京百姓争食其肉，以泄对‘汉奸‘的义愤，对袁的攻击直到乾隆皇帝为袁平反方休。读史到此处，不禁使人怒火中烧。

    官方钦定的才是爱国人士，只要权力在手，秦桧可以为岳飞写历史鉴定。以权力判决真理，以钦定强奸历史。原来如此！以此为钥匙，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可以理解大半。

    在山河飘摇的近代中国，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被现实无限放大。于是，启蒙运动被爱国运动拦腰截断，在其中，国家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不管是KMT，还是CPC,爱国主义都是国家操纵民意，转嫁国内矛盾的利器。国家上下其手，袁崇焕可以私通满清，秦宰相可以是抗金栋梁。在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情况下，民意从来是被操纵的对象，民意不是被强奸，明明是顺奸。

中国从来缺少自由，人权的传统，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歪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明显营养不良。没有自由,人权,博爱的爱国主义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对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爱国主义是一剂麻醉剂,更是一包毒药.爱国主义的本意是爱,在中国它却成了恨.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更是中国的耻辱.伪爱国主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启蒙思想者苍白的面孔。

        让我们回到正路上来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变成'匹夫忧乐,国家有责'.让国家成为责任承担者,让公民成为权利拥有者.国家的存在是以公民的合意为前提的.只有国家成为守夜人,并且仅仅是称职的守夜人时,它才有存在的可能,它的存在才能得到公民的许可和授权.这样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这也是唯一合法的国家.

然而,作为权力的绝对垄断者,指望国家自我革命,限制自身权利,无异于与虎谋皮.权力会一直扩张,直到到达权利的边界.英语中有句话:权利从来是夺来的,不是被授予的.况且,国家本来就是为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存在的.我们要爱国,首先国家要合法,其次,国家要有可爱之处.如果这两点不存在,我们爱它只是纵容它,是在害它,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受到了被控制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而只是吃了兴奋剂的斗鸡.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受周围人的行动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只叫盲从\冲动与空虚.如果,我们因为可以毫无风险地出风头,捞好处,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只叫怯懦.虚荣与投机.伪爱国主义不但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中国。

爱国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学习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现,学习是超越的先导.爱国不是夸耀祖宗创造了什么,而是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爱国不是在网上叫嚣武力解放台湾,而是努力了解台湾为什么和大陆离心离德,看一看台湾的政治更加进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爱国是勇敢捍卫自身自由与权利,这样,国家会明白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它会变的称职与可爱,爱国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国家.爱国是说真话,办实事.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批评它,改进它,重建它.爱国是国家侵犯我的权益时,我一定第一个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这样做,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变得合法、文明、可爱.这才是最大的爱国.现在,我已经知道,我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你们，热爱自由与正义的人们,请站到前排来!

普世价值批判：西藏暴乱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主流精英

作者：黎阳

西藏3．14暴乱已经半个多月了。连日来，闹事暴徒的凶残，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全球华人的同仇敌忾……似乎一切一览无余，淋漓尽致。然而仔细一回味便能发现这场大动静中少了点什么：“主流精英”：又一次“集体失声”了。平时神气活现，到处指手画脚，满嘴头头是道，惟恐天下不乱，而一旦国家有难则立刻个个如同雷惊的孩子，雨打的蛤蟆，鸦雀无声屁都不再放一个——平时只见“精英”不见百姓，紧要关头只见百姓不见“精英”——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铁规律，这次又验证了。现在又如同一月冰灾时一样，灾难面前只见普通老百姓奋不顾身顶天立地，而“主流精英”们却不知所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栅栏处”。

西藏暴乱，西方媒体造谣，全球华人奋起反击，而《南方周末》跑哪儿去了？《南方都市报》呢？《炎黄春秋》呢？西藏暴乱以来，何曾见这几家平时最活跃的刊物发表过哪怕一篇有分量的报道和评论？这会怎么不见你们急着出来起哄架秧子连篇累牍报道评论了？皇甫平不是说“新思想源泉都出在南方”吗？你们的“新思想源泉”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呢？你们能拿“南街村”大做文章，能为《色．戒》大声疾呼，能为张维迎大肆吹捧，怎么却对西藏暴乱、对西方媒在西藏问题的造谣污蔑却一声不吭？难道西藏面积大不过“南街村”？难道西藏对中国的重要性比不上《色．戒》和张维迎？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要以人为本”吗？拉萨暴徒行凶打砸抢破坏没破坏“以人为本”？为什么这会就不顾什么“以人为本”了？就置若罔闻了？你们不会评论，难道连报道也不会吗？怎么这会就不见你们平时狗鼻子无孔不入的记者影子了？莫非你们心里已经把西藏看成了“外国”，所以不往那里派记者了？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诽谤反华大围剿，怎么不见你们有半点“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概？为什么你们只会在中国老百姓面前装英雄充好汉，在西方洋大人的媒体围剿面前却成了一群只会百媚千娇、俯首贴耳、摇尾乞怜的狗？

中国的“主流精英”不是一心一意“与普世价值接轨”吗？现在人家的“普世价值”来了个“西藏独立”。 一心一意“与普世价值接轨”的中国“主流精英”当然不反对，所以绝对不肯批驳。但他们又怕现在公开赞成“藏独”会犯众怒，所以不敢公开表态支持。首鼠两端的结果只能是用沉默来表态，一个无声却震耳欲聋的明确表态：为了“与普世价值接轨”，赞成“藏独”——所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17日的社论《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说“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这个奖项颁给谁，它都会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道义责任。”——可见《南方都市报》早就把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算成了“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活菩萨。难怪他们对达赖集团在西藏的打砸抢无动于衷，对西方媒体的造谣安之若素——“志同道合”嘛！

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这两天看的藏毒访谈里，不少人提到胡耀邦当时的‘开明‘政策，并希望中国政府里如果再出这么一位‘开明’领导人就好，西藏独立就有希望了。——这不仅是流亡藏毒的心声，而且是不少西方学者、政客的希望。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高官里并非铁板一块，不少人受过西式教育，急于西方的认同，属可‘教育好’的，可寄希望于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看到没有？这边的“与普世价值接轨”在那边叫“急于西方的认同，属可‘教育好’的”。人家直言不讳：“中国政府里如果再出这么一位‘开明’领导人就好，西藏独立就有希望了。”——“这不仅是流亡藏毒的心声，而且是不少西方学者、政客的希望”—— “主流精英”的“与普世价值接轨” 对实现“藏独”何其重要也！任重而道远，难怪“主流精英”要在西藏暴徒和西方媒体媒体掀起的反华逆流前保持沉默、“信守中立”了。

如果《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炎黄春秋》等“主流精英”们不承认赞同“藏独”，觉得受了冤枉，容易得很：用行动证明自己，拿出揭发批判“南街村”的劲头来揭发批判拉萨暴乱和西方媒体的造谣，尤其狠批西方的“普世价值”，论证不能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制造“藏独”，用行动证明你们是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你们敢不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为了“人权高于主权”宁愿“西藏独立”的，就不敢。我料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用实际行动回答吧！

对西方媒体就西藏问题上造谣诽谤的反击演变成了一场全球华人的“网络人民战争”。这场战争与当年的抗日战争情况惊人地相似：老百姓怒不可遏，官方卑恭屈膝——“前天在一组访谈中，那个在希腊点燃圣火仪式上手拿黑旗的记者无疆界的老死皮透露说，在那之前，他曾接到中国高级官员的电话，恳求（“please、 please”——“求求您”、“求求您”）他不要去圣火仪式上捣乱，然后得意地说，他当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骗过这位高官。”（堂堂中国外交官，居然沦落到向敌手苦苦哀求“求求您”的地步，如此卑恭屈膝，离“绝对不抵抗”还有多远？）而政府主导的“正面战场”更是一塌糊涂，要多无能有多无能，要多窝囊有多窝囊：死板僵硬，笨拙无能，被动挨打，处处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们搞的那些充满官腔官调的党八股连向着中国的人都不爱看，更不用说对中国持怀疑和偏见的中间派了。真正扭转了这场全球媒体大战局面的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网民，普通老百姓——全球华人却自发奋起抗战，群策群力，机智灵活，主动出击，以小搏大，把不可一世的西方媒体这个庞然大物打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以至于人称“西藏事件：一位华裔学生能量超过中国总理”。

官僚宣传衙门自己没本事，还处处压制老百姓的“自发抗战”，时不时制造“摩擦”，连海内外华人反藏独、揭露西方媒体的贴子和网站都封杀（我的两篇文章《拉萨暴乱：“非毛化”的恶果》、《终于明白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是怎么来的了》就被封了），这与当年蒋光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又何其相似乃尔？——这也难怪：话语权掌握在一个心眼“与普世价值接轨”的“主流精英”手里，不公开表态赞成“藏独”已经是勉为其难了。要指望他们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炎黄春秋》那样用宣传“与普世价值接轨”的劲头反击西方媒体的反华围剿，岂不是“缘木求鱼”？

狂热的爱国情绪正在中华大地蔓延，它源于中西方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攻击，附身在由来已久的人权问题上，把象征和平的奥运盛会演变为抗议的闹剧。

政府或爱国青年常拿来说的是，此乃我们的内政，外人无权干涉。但这里就是个有趣的话题，中国是联合国常任安理会成员，它的具体事务是五大国协调处理世界秩序，直白说也就是干涉各国内政。因为地球早己瓜分殆尽，又哪里有不涉及各国内政的事务可供处理？这就置负有示范职责的中国于尴尬之地。难道只许州官点灯，不许百姓放火？

据于当前的国情，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是不会有理性的爱国。如果大家只从已定调的新闻稿中获知事件由来，那么产生误读是显而易见的。此种状态下发泄的爱国情绪当然极为偏激，对整个事件的走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真相公开很可怕吗？政府倡导的民主进程或公民社会，难道在一个封闭的国度可以不依常规地发展？普世认同的价值观，难道包括了人民只能获知有限度的真相?既然政府要人民相信在某些问题发生时所采取的行为并无不妥,甚至包括极端状态下的过激反应。那么可以选择不加限制地让人民自由解读和评论,在了解真相之后,才有可能产生谅解和共识，而不是人为制造社会间沉默或狂热的对立。

在全球化的年代,人类从未像今天这般唇齿相依.体育和政治,都高举文明和平等的旗帜,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一个有广泛基础的体育参与,必将会体现其政治文明。那么北京奥运,正可作为一块试金石,检验出中国政治的文明程度。此次事件,正如我们今天回看过去的年代觉得荒唐一样.当时间往前三十年,我们一样会清楚看到今日之不智和荒谬。

两会结束了，一场由人民旁观的和谐盛宴席终人散，留下的依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烙印和口号政治。在由中央发起的大部制改革讨论中，代表们依旧是热火朝天地鼓掌，却鲜见有代表对大部制改革进谏异言。若以为行政体制改革是解决官僚风气的万应良药那就错了，花哨的概念下依然隐藏着官僚的本质。只要人民还是不能直接问责政府官员，大部委改革，只能是摆设罢了。

在我看来，大部委改革更多的是体现其政治意义。权力的合理性运用，离不开相互的制约。而中国权力架构是只向上负责，而没有横向的制衡，更不要说来自下面人民的监督。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各权力部门手越伸越长，企图掌控的东西越多越好，而改革就容易成为走过场的运动，朝夕之事而己。如果不能落实至关重要的人民问责权利，而且在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利方面未能进行法律层面的区分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任何变革都只能是在浆糊里捣腾，徒劳而无功。

尽管如此，上面指令下来的改革还是要继续进行。那么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曾告诉我们：革命，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对于即将施行到具体部门和个人的改革，我要问问习惯于既得利益的官员群，你们准备好了吗?

打不死的华南虎

据报道称，湖南省林业厅已经证实，平江疑似华南虎录像系造假。此事相比之前的周老虎，这次的调查和处理总算稍为及时。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广大群众对华南虎一露面就猛打的威慑策略，否则吴老虎也不是那么容易倒下的。此也得益于周老虎事件培育出的集体打假意识，算是闹剧的意外收获吧。

从吴老虎出场至今的调查来看，很难介定地方政府有没有掺杂其中。但让人想不通的是，一个具有最起码辨析常识的记者.会为了出名而弱智到冒天下人之大不讳？毕竟周老虎是前车之鉴。一个外来的马戏团，又岂敢在地方政府的眼皮底下借出老虎演戏？假的终归成不了真，他们在这件事上是得不到丝毫利益的。那么记者与马戏团的合作，如果没有人授意，恐怕是很难成事。这个人是谁呢？他代表了哪一方面的利益？这就和周老虎一样，是需要追查而最终问责的。

先有镇坪“周老虎”，再来平江“吴老虎”。说不定紧接着又是什么地方的赵钱孙李虎。真不愧是兽中之王，几十年不露面依然虎威慑人。不过，从“周老虎”的长寿和“吴老虎”的盛妆出场来看，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为此赌下颈上人头也在所不惜的背后，地方利益始终是为人所诟病。代表了公信力的政府，恰恰在需要他们厘清事实一锤定音之时集体失聪。在他们看来，华南虎有没有是不要紧的，重要的是可能由此带来的政绩与升迁。

基于整体社会的诚信缺失，造假成本的极度低廉，还有政府对此类行为异乎寻常的宽容，甚至可以说是默许和纵使。必然会让造假者们蠢蠢欲动，花样目标亦会层出不穷。强悍的“周老虎”只要还活在世上一日，它所起的“示范”作用就一日也不会消失，在此次平江“吴老虎”之后，湖南是没有了华南虎，但谁又敢担保没有其它地方的某老虎现身？除了制造老虎之外，谁又能担保造假者们不会生出其它的“创意”？在武松忙于混迹官场的时代，各路老虎必将争先恐后地粉墨登场，为名为利招摇撞骗。不必再害怕武松的斗大双拳。

在我看来，每一个老虎制造者都是一只如假包换的真老虎！因为在脑体倒挂的官场文化里，其实已经无所谓真假。有这样的土壤，华南虎是永远也灭绝不了的。但是死不去的虽是华南虎，然在人民眼中，政府的公信力却已经丧失贻尽，沦为笑柄。

谁给受灾群众开表彰会？

每次天灾过后，多种多样的表彰会总是适时而开。各路救灾英雄排定座次，笑纳鲜花和荣誊。口若悬河地分亨抛家弃子的救灾经历，仔细表述如何爱民如子地为人民服务，信誓旦旦要在下一次的天灾中，在领导的英明指挥下，继续发扬伟大的风格，打赢一场接一场的天降灾难。

我们若跳出习惯思维，来看这个因天灾而生的表彰会，就不能不感到讽刺的意味。一边是尚处于艰难重建的灾民家园，一边是花费几十万元举行的先进表彰会。其中值得诘问的是，领导口中的爱民现实是什么？现实难道就是在灾民极度需要生产和生活资金的同时，建立在他们痛苦之上的荣誊表彰隆重举行？爱民如此，情何以堪！

在历次的灾后新闻，太多强调的是救灾难度和英明决策。对于灾难起因及如何改善，对于灾民的重建细节及资金来源等有意忽视，呈现给大众的是千篇一律的宣传口径。在每一次灾难过后认真反省，少一些表面文章，多一点正视缺点的勇气，虚怀若谷地放开舆论管制，才能从中吸取教训以备后用，这是任何完美预案都无法代替的。

同时我也不会否认这些救灾英雄们的故事可歌可泣，有些甚至是值得我敬仰的。但我想质疑的是他们以什么身份接受表彰，一色人等皆有国家及政府背景。难道人民纳税供奉他们不正是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直面灾难就是他们的本职，付出额外的精力是应当所为。可以给予物质补偿，大张旗鼓的表彰就实为过分。难道说做了份内事还要刻意戴上光环？真是何其荒谬。假若受表彰的是慈善及志愿者机构，平民或受灾群众本身，那么这份荣誊是他们应得的，如何表彰都不为过。那么如前我所说的，这些人才是真正值得我敬仰的人。

相比于铺天盖地的先进事迹宣传，我更愿意看到百姓的生活琐碎。官员们应该切身感受他们的艰难，认真落实政府的救济，这比任何典型的树立却更有意义。